以東方國家為鑑，西方國家將主導加密貨幣創新
來自 Jack Tan，WOO Network 共同創辦人
由於監管環境日益嚴格，加密貨幣相關企業可能從美國與歐洲出走。然而，由於東方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傾向於接受加密貨幣的新技術，因此西方的創業家和團隊可能藉由觀望該趨勢，持續主導創新。
隨著美國針對去年接連不斷的騙局做出回應，在 2023 年第一季，監管已成為加密貨幣資產領域的核心議題。除了向銀行提出加密貨幣相關的警告，並揚言起訴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之外，拜登政府對於加密貨幣也從中立轉為反對，透過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表示「迄今為止，加密資產似乎並未為投資者提供任何基本價值」，由此可見其立場。
在上個月提交國會的總統經濟報告中寫道：「事實上，迄今為止，加密資產似乎並未提供具有任何基本價值的投資，也無法作為法定貨幣的有效替代品、改善金融包容性或提高支付效率；相反地，他們的創新主要是創造人為的稀缺性，以支撐加密貨幣資產的價格——其中多半沒有基本價值。因此，也出現監管在保護消費者、投資者和其他金融系統免於加密資產相關的恐慌、崩盤、詐騙的相關責任問題。即便如此，隨著公司和政府對 DLT（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，分散式帳本技術）進行測試，可以想像其中一些潛在好處可能會在未來實現。」
人才和資本外流
主要的加密貨幣市場參與者不再指望美國發揮領導作用，因為他們正尋求轉向其他區域發展。CoinDesk 的一份報告舉例了美國知名加密貨幣企業將搬出美國的消息。例如，Ripple 的執行長 Brad Garlinghouse 表示，加密貨幣產業「已經開始」向美國境外轉移。曾經對美國監管最為樂觀的 Coinbase 正在考慮推出海外交易平台，而 Circle 正在美國以外的地區設立新辦公室。Kraken 在美國境外開放期貨交易，Gemini 也剛宣布推出加密貨幣衍生品交易所。
難以想像這些加密貨幣企業會轉移到歐盟國家，因為就連 G7——一個由西方國家（包括歐盟）與日本組成的政府間政治論壇，也將在 5 月份制定更嚴格的數位資產監管規定。作為成員之一，法國持續對新的加密貨幣企業實施更嚴格的監管，相關法案也正等待法國總統 Emmanuel Macron 簽署成為正式法律，日後註冊企業必須符合內部控管、網路安全和利益衝突的額外規定。
為什麼要遷移至東方國家？
首先，東方的監管機構更支持加密貨幣產業，尤其是在亞洲的金融中心。近期，日本對新企業抱持歡迎的態度，因為它才放寬對於代幣上市的要求。而香港宣布開放加密貨幣企業，為了保持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，甚至提供銀行業務方面的協助。泰國財政部表示，將免除向進行首次代幣發行 (Initial Coin Offering，簡稱 ICO) 的公司徵稅。杜拜也公佈其加密貨幣監管框架，期望成為全球加密貨幣和區塊鏈活動的樞紐。
除了法規之外，東方也將在加密貨幣創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，因為其對於加密貨幣資產的採納率更高。
東方國家在 Chainalysis 的「全球前 20 名加密貨幣採納指標」中佔據主導的地位，包括越南、菲律賓、烏克蘭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奈及利亞、摩洛哥、尼泊爾、肯尼亞、印尼和中國。該報告強調，越南在中心化、DeFi 和 P2P 等加密貨幣工具方面，均展現相當高的購買力和採用程度。2020 年的民意調查發現，有 21% 的越南消費者使用或擁有加密貨幣。令人驚訝的是，中國繼 2021 年排名第 13 位後，今年重回該指標的前 10 名。Chainalysis 表示：「這點特別有趣，因為中國政府持續打擊加密貨幣活動，包含在 2021 年 9 月宣布禁止所有加密貨幣交易，但是從數據上來看，該禁令要不是無效，就是執行力不足。」
此外，資金正在流向該地區。舉例來說，就在幾週前，中國第 3 大的國有企業保險機構——太平洋保險投資管理香港分公司，和 Waterdrip Capital 在香港推出了一個合規的區塊鏈風險投資基金和 POS 代幣收益增強基金。總部位於杜拜的 Cypher Capital 也正在尋求籌募超過 1 億美元的新風險投資基金，以「亞洲科技巨頭」為目標。同時，根據一份彭博的報導，為響應讓香港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的計劃，總部位於香港的 Plutus VC 計劃在 2023 年底前募集 1 億美元，以投資加密貨幣市場。此外，NGC Ventures 是東南亞最大的風險投資基金之一，目前已推出 1 億美元的加密貨幣基金，以投資去中心化金融、區塊鏈遊戲、NFT 和元宇宙等早期項目。此外，總部位於香港的資產管理公司 HashKey Capital，在推進香港加密貨幣發展的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，也已完成 5 億美元規模的第三輪融資，重點關注新興市場的成長機會。
西方為何仍能主導加密貨幣產業？
更開放的監管環境、更快的加密貨幣普及度和資金流動，不一定代表東方國家就是加密貨幣領域的主導者。除了較強的經濟實力之外，西方國家更有用其他有價值的優勢，尤其是優秀的人才、根深蒂固的創新文化，以及最強大的金融市場。
首先，加密貨幣領域中最具創新性的公司，都是由西方人所創立的。例如，以太坊的創辦人 Vitalik Buterin，以及在加拿大成長、受教育的幣安創辦人趙長鵬。Coinbase、Grayscale、OpenSea、Gemini、Kraken、Uniswap 和 Chainalysis 的創辦人，亦大多來自美國，並接受美國教育。
其次，根據全球創新指數評估，西方國家佔據「最具創新性的經濟體」的前 10 名。這些國家包含：瑞士、美國、瑞典、英國、荷蘭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德國、芬蘭和丹麥。而我們預期，創新的加密貨幣項目仍會持續在這些地區嶄露頭角。
最後，加密貨幣領域需要得到金融和金融科技中心的支持，而多數名列前茅的金融科技中心，仍然來自西方國家。根據上個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，前 20 名當中有 14 個屬於西方國家，包含紐約、舊金山、倫敦、芝加哥和華盛頓特區等城市。排名前 10 的金融科技中心中，則有 6 個同樣來自西方，例如紐約、舊金山、倫敦、洛杉磯、波士頓和華盛頓特區等城市。
維持穩健的風險報酬模型，對公司和政府都至關重要
我一生都在金融業工作，見證了創新是如何在危機和極大壓力的狀況下誕生的。創新是混亂的，也往往不太華麗。
企業和政府經常忘記這一點，領導者所制定的政策，往往傾向過於限制風險來保護現狀。我們已經看到曾經力求創新的公司，例如 Kodak 和 IBM，因為股東和管理層專注於底線，自然地選擇承擔較低的風險、力求穩定，導致最終失去了競爭優勢。與此同時，許多鬥志高昂、無畏失去的新創企業則勇於挑戰更高的目標，便有機會取得巨大的成功。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當今政府領導者身上，正如我們所見，當其他人正在抵制時，一些區域正在擁抱甚至促進改革。而人才終將流向機會所在之處，並共同打造更光明的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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